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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光与蒸汽的革命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恶之花》中，一首小诗开篇写道：
啊！灯光之下的世界显得多么伟大！
而在回忆的眼中，世界又何其区区！
在21世纪的我们看来，这样的感叹多少有些陈腔滥调，但对19世纪的欧洲市民而言，两句诗文忠实地呈现了他们平生第一次亲历的光景。1807年，伦敦蓓尔美尔大街（Pall Mall）上亮起第一盏公共煤气路灯；1820年，巴黎市政府也决议用煤气灯提供公共照明。与日后的电灯相比，煤气灯既不高效、也不稳定，但随着工业革命推动了化学和煤炭工艺的突破，这种便宜且相对可靠的照明方式迅速取代了危险的火把和蜡烛，让大规模照明工程成为可能。
即便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同样有着恢宏的教堂和城堡，但阴影下却是脏乱嘈杂的幽暗街巷。在旧日的画家笔下，城市生活是喧闹的广场、鸡飞狗跳的集市，还有瘟疫、火灾和骚乱频频光顾。公共照明工程驱散了象征混乱的黑暗，连同19世纪齐头并进的公共卫生和贫困救济等社会改革，让帝国的辉煌第一次从宫墙中溢出而普照在都城的大街小巷。拿破仑三世上台后，旋即委派欧仁·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着手进行现代化改造，旨在将古老的城市改建为一座辉煌的现代都市。崭新的大道从凯旋门等地标辐射而出，煤气管线和路灯则紧随其后进入每个街巷。到19世纪末，即便刚刚商业化的电灯还远未普及，巴黎就已经获得“光之城”的美誉，因为这座城市在字面意义上光彩照人。
星星点点的灯火是上一辈人做梦也难以想象的景观，也为人们提供了无数的灵感，而在画家眼中，灯光更是他们笔下绚丽色彩的源泉。透过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的眼睛，我们看到夜幕下已然模糊的建筑轮廓因人工照明而焕发色彩。《夜晚的蒙马特大道》并未直接描绘易于辨认的地标，而是用橱窗中橙黄色的煤气灯光与街上整齐的冷白色电力路灯来展现首都的繁华，光之城夜晚的主色调已然不再是深黑。出生在加勒比海的毕沙罗早已习惯了明亮的自然光，反倒被变化多姿的人造光深深迷住。他曾为蒙马特大道创作了14幅油画，绘制了不同季节、不同天气、不同时间中的同一处地点。但只有在夜幕下，车水马龙和奥斯曼式建筑才黯然褪去，人工制造的光影与色彩登场成为主角，科学革命终使人类成了自己的普罗米修斯。
《夜晚的蒙马特大道》，1897，毕沙罗，布面油画，现藏英国国家美术馆
然而，一切看似高歌猛进的革新也总是伴随着人类天生的怀疑和反思。18世纪的卢梭曾写道，他从不抗拒知识，但他并不相信科学总能带来进步；而在19世纪，另一些画家用相似的笔触和光影手法传达了对工业时代更深一层的沉思。
1825年，世界第一条对公众开放的客运铁路在英格兰东北的杜伦郡开通。起初，这条铁路被公众视作投机之举，其计划一度差点在议会搁浅，实际工程开销更是远超预算，最终铁路公司只得举债——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的6万英镑，并做好血本无归的打算。但铁路开通后便获得了空前成功，原本载客量只有300人的火车时常会乘上五六百人，乘客甚至愿意坐在货运车厢的煤堆上头。迅速铺开的铁路线成了全国市场的动脉，而铁路建设又反过来刺激着煤炭和钢铁的需求，工业革命就在这样的相互作用中实现起飞。在英国，火车将星罗棋布的煤矿、港口和城市连接起来，而法国的铁路则从首都辐射向全国，波德莱尔的世界在车轮上变得“何其区区”。
我们很容易便发散思考：不仅是自然，是否就连人类自身都正在被高歌猛进的进步抛在一边？
旅行与“在户外”
印象派绘画是伴随着现代旅游业一同兴起的。追溯古典遗产固然雅致，不菲的开销却让壮游独属于上流社会中的极少数人。但到了19世纪，客运铁路连接了内陆与海洋，沥青筑路则取代了泥泞土路，只要购买一张车票，市民阶层如今也能随时踏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传统画家们往往在工作室里凭柏拉图式的“理念”作画，印象派画家们则会干脆带上板凳与画板向草地、树林与海滩进发，这种风格被称作“在户外（En plein air）”，或被译为“在纯粹的空气中”。莫奈就是这样作画的：在美国画家约翰·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笔下，在林中的莫奈戴着他标志性的圆顶帽，坐在板凳上一丝不苟地加工着油画，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妻子卡米耶则在一旁耐心等候。
1872年，一度流亡英国的莫奈回到法国勒阿弗尔（Le Havre）的老家，打算为这座美丽的海港城市作画。今天的勒阿弗尔与150年前已经大相径庭，在二战中几乎被轰炸夷为平地后，主持重建的现代建筑师们让冷峻的工业风和简朴的预制房为这座城市赋予新的身份，海岸线上则充满了塔吊、发电站、集装箱与巨型轮船。沙滩、阳光与海浪或许是唯一毫无变化的景观了，每逢夏天，勒阿弗尔的海滩上就充满从法国内地专程来度假的游客，而莫奈身处的时代正是这种旅游业方才兴起的时候。
1847年，圣拉扎尔火车站开出第一辆从巴黎到勒阿弗尔的火车。即便勒阿弗尔本身是一座商业港口，其优美的海岸和周围的翁夫勒尔（Honfleur）、埃特雷塔（Étretat）等地还是吸引许多巴黎来的游客。倘若等到傍晚，待忙碌一天的码头工人终于收工，船只也停止载货卸货而静静停泊时，只是享受夕阳和海风的游客们便会占领勒阿弗尔的海岸线，而只有在市民阶级闲情雅致的烘托下，雇佣劳动的汗水才会让位给自然风光的美学。
《圣拉扎尔火车站》，1877，莫奈，布面油画，现藏英国国家美术馆
莫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创作出了衍生出“印象派”这一名号的《印象·日出》。在同时代的批评家看来，这幅画就像一张草稿，其模糊的线条和色块没有资格登上大雅之堂。但假如我们将视角代入在勒阿弗尔海边度假的游客，随着傍晚降至，逐渐向地平线落下的太阳拉长水上船只的倒影，波长较短的蓝光在斜射的日光中渐渐消失，只剩下红光将大气染成自己的颜色。我们的眼睛不再像摄影机那样忠实地记录下物体清晰的轮廓，大气颗粒与散射的光学现象与人的感知交互作用，最终停留在脑海里的往往只是一抹灿烂而模糊的红霞。今天我们有时依旧会听到这样的感叹，再好的照相机也无法还原眼睛所看到的景致——或许莫奈同样认为再好的写实作品也无法比拟人在此情此景下的感知，才会力图呈现所谓“印象”。
在都市与郊区间的短途旅行同样也为画家提供了灵感。直到19世纪初，“郊游”很大程度上仍是上流社会的特权，贵族们在狩猎之后会在野外度过闲暇时光，仆人们准备的精致餐食则成了野餐的前身。19世纪的变革让郊游变得更加亲民：快速发展的城市不断向外延伸，原本荒郊野岭的树林和原野逐渐变为市郊的公园；现代国家的暴力机器和司法制度日益完善，劫匪路霸在发达国家逐渐消失；工业革命诞生了沥青等廉价可靠的新式筑路技术，崭新的马路取代了风吹日晒的泥泞土路。短途旅行不再需要佣人和向导，享有闲暇时间的市民阶层临时起意，也可以说走就走。
抛开评论家们热衷于探讨的裸体和新颖风格不谈，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的《沐浴》（又称《草地上的午餐》）就展现了这种变革。事实上，裸体本身远远算不上叛逆，作家左拉就说卢浮宫内有大把主题相仿的作品，著名的中世纪画家提香的《田园音乐会》同样描绘了衣不蔽体的女子与穿着得体的绅士一同置身于自然景观中。但是，过往的画作往往以乡村为背景，运用牧羊人和水壶等重重隐喻，甚至还要从古罗马贺拉斯的诗歌处借鉴灵感，旨在反映对俗世的厌弃与对往昔的追忆。马奈所呈现的新风尚在于，这是一个真实可能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市民生活中的场景。两男两女所在的热讷维利耶（Gennevilliers）只是从巴黎乘一小时马车便可抵达的远郊公园，假期中的野餐踏青对想要从繁重工作中脱身的市民而言并不稀奇。一言以蔽之，中世纪的画家用理想化的乡村景致来抨击世俗社会，印象派笔下却画出了前者所不齿的市井小民生活中一丝真实可感的自然美景。
《在一片树林边上作画的克劳德·莫奈》，1885，约翰·辛格·萨全特，现藏伦敦泰特不列颠美术馆
小布尔乔亚的社会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欧洲，方兴未艾的工业生产还未孕育出现代工人阶级，传统的城市贫民则缺乏组织和政治意识，于是最激进的社会力量往往由市民阶级、也就是所谓小布尔乔亚组成。他们可能经营着自己的小商店并时常做些小买卖，或者身怀一技之长而以手艺活谋生，或是有一份体面的职员或书记员岗位，总之他们并不像大商人、工厂主和银行家等真正的资产阶级那样坐拥自行增殖的财富，也并非像底层劳工那样除了自己的体能外一无所用。这个群体的人数随着商业革命和城市化而迅速扩大，但在旧制度下又无处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直到政治动荡的机会。英国1832年的“大改革法案（Great Reform Act）”正是把选举权扩展到这个阶级，1848年席卷欧陆的革命浪潮也正是在他们的主导下发生的。
在漫长的革命、改革与妥协，连同城市工商业的高速发展后，小布尔乔亚终于成了时代里“先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人，他们的生活品位与审美旨趣也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拿破仑三世治下巴黎的革新工程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为市民阶级打造一个更方便也更雅观的空间，并反过来让他们的风貌成为帝国首都的门面。巴黎传统上脏乱差的工人贫民社区被不断外迁至郊区，核心的“小巴黎”地段则修好了整齐的道路与典雅的建筑，街道两侧留出了人行道并设置绿化提供荫蔽，专门划定的广场和城市绿地提供了休闲场所，公共照明让日落后的城市依旧喧闹，马拉的轻轨和出租车让没有私家马车的市民也能便利出行。这些基础设施又促进了沿街商铺乃至大型商场的繁荣，对地位一般但兜里有钱的市民阶级而言，没有明确目的的“逛街”第一次成了一件令人愉悦的活动。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是描绘市民闲暇生活的大师，其《煎饼磨坊的舞会》描绘了蒙马特一处小广场上一个悠闲欢快的周日午后。蒙马特是巴黎近郊一个因城市革新而形成的工人阶级街区，但也正因如此一度在政治上倒向革命，在1871年打响了巴黎公社起义的第一枪，公社倒台后又遭遇政府军的残酷报复。据说是为百年来的历次革命“赎罪”，天主教会在蒙马特的高地上修筑了著名的圣心大教堂，直至今日它一直鸟瞰着巴黎城。随着3.2万名在五月流血周中被屠戮的公社社员的鲜血被清洗干净，一败涂地的工人阶级从蒙马特被赶走，于是其低廉的房租与和谐的氛围先是吸引了寻找清闲的市民阶级、随后是咖啡馆和餐厅、最后则是艺术家们。即便穿着打扮大相径庭，但在雷诺阿的笔下，巴黎市民们在150年前的周末午后消磨时间的方式与今天的法国人一模一样：跳舞、聊天、吸烟、吃煎饼，以及品鉴红酒。
《煎饼磨坊的舞会》，1876，雷诺阿，现藏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
市民阶级的室内娱乐同样也在进步。1860年，巴黎歌剧院的新址加尼叶宫（Palais Garnier）开工，为这座剧院倾注心血的拿破仑三世在完工前便因普法战争的战败而倒台，但在1875年剧院开放时，整个欧洲依旧被这座融合了巴洛克与古典主义风格的华美建筑打动了。与歌剧院旧址相比，加尼叶宫的占地和客容量大大增加，再加上第二帝国的倒台彻底终结了贵族的特权地位，歌剧这种原本只取悦贵族圈子的高雅艺术如今对更多有条件的市民开放了。在雷诺阿描绘剧院场景的另一幅画里，我们并不能认出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第一场演出》中，打扮得体但却不辨姓名的女士们先生们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演出，而这些观众又被画框之外的我们审视着，扮演着当时市民阶级风尚的代言人。
约1869年，建造中的巴黎歌剧院
美好年代的政治尾声
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这样追忆19世纪末的最后一段岁月：“我出生和长大成人的那个世纪并非一个充满激情的世纪。那是一个层次分明、泰然自若、秩序井然、从容不迫的世界。机器、汽车、电话、收音机、飞机等还没有把人的生活节奏提高到一个新的速度。岁月和年龄也没有影响到另外一种速度，人们生活得相当舒适安逸。”
法国人给这几十年的安稳日子冠以“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名号：科学技术改善但又还未颠覆生活，社会改革温良地落实了博爱的愿景，买入股票就几乎一定会有可观的收益，青年们盼望着步入社会后的大好前途——进步就在眼前发生，未来从未像此刻那样明朗。
谁都未曾料到，转折会来得如此之快。欧洲边缘的一声枪响让各大“文明国家”的科技与社会进步摇身一变成了高效杀戮的战争机器，茨威格出生长大的祖国奥匈帝国则会从世界地图上永远消失。
为什么美好时代会在毁灭中终结？目睹了他们所熟悉的辉煌的文明大厦在眼前一点点崩塌的欧洲人发问。在茨威格眼中，似乎是在某个节点上人类内心的某种癔症集体发作，以民族主义或法西斯运动的方式爆发出来，导致人性泯灭、良知堕落、文明崩溃——但这只是一种来自社会上层文化圈子的视角，毕竟发动战争的可不是他们眼中躁动的群众。在描绘美好生活的印象派作品中，马奈的一幅手稿格格不入地为我们呈现了时代的压抑一面：一具无名尸体静静地躺在已被摧毁的街垒旁边，只有线条和笔法还在提醒我们这一幕同样出自印象派大师之手。
在法国历史上，巴黎公社的覆灭宣告着一整个“革命世纪”的结束：自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起，巴黎的贫困群众就从未忌惮过马靴和刺刀，频频用暴力表达对压迫的反抗。1871年，空前的血腥报复为这部革命史画上句号，下一次震撼世界的社会运动就要等到1968年的巴黎了。正是血肉堆砌的秩序为市民阶层换取了岁月静好的新生活，而又是这种生活才为画家们提供了素材。像雨果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一百年后依旧追忆法国大革命的许诺，但资本主义社会只是将其选择性地落实了：只有一部分人有资格享受“自由、平等、博爱”。但那些感到自己遭到背叛、被高歌猛进的进步时代抛下的人呢？
《蒙托伊格路》，1878，莫奈，现藏法国巴黎奥赛博物馆
恰好，大革命的另一项发明是民族主义，但起初这个词汇是在谈论打碎枷锁的解放运动。只谈民族而不谈自由与平等的主义，也就沦为了依靠身份煽动情绪的狂热信条，这就是告别革命后凝聚人心的新意识形态。这一现象又恰恰被印象派大师们的最后一批作品捕捉到了。《蒙托伊格路》描绘了市民们自发挂出国旗，庆祝万国博览会闭幕、也为即将到来的国庆日做准备的场景。三色国旗代表自由、平等、博爱的三样理想，国庆日则纪念攻占巴士底狱的日子，但两者如今除了法兰西民族国家的伟大以外什么也象征不了；再过三十多年，法国的无产者就将在三色旗的阴影下踏着整齐的步伐，向堑壕、铁丝网与机枪阵地进发了，这个未来看似与印象派画框中那个绚丽多姿的世界相去甚远，但倘若我们回首透纳在一百年前所描绘的滑铁卢原野，这或许就是我们透过迷雾所能眺望到的结局。
END
作者| 刘羽丰
编辑 | 詹茜卉
校对 | 彦文
本文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3年7月上，原标题为《印象派的画框 捕捉稍纵即逝的19世纪》，有删节，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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